卢拉·达席尔瓦第三个任期表现出经济增长、失业率下降和最低工资上涨的迹象，正如经济学家保罗·诺盖拉·巴蒂斯塔所评估的那样。2026年，巴西的初级赤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8%，而利息净支出占GDP的8%，反映出财政失衡仍然存在。
新的巴西财政框架相比米歇尔·特梅尔政府的旧支出上限制度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但仍对社会支出和公共投资设有限制。保罗·诺盖拉·巴蒂斯塔批评目前的货币政策，尤其是巴西中央银行（BCB）设定的利率，他认为这些利率与可持续经济发展议程不符。
此外，这位经济学家指出，中央银行的结构仍然偏向于与金融市场保持密切关系，保证了一个限制投资并增加生产部门信贷成本的环境。他强调，中央银行官员离职后没有设立进入私营部门，特别是银行和咨询公司的“隔离期”，这引发了利益冲突的质疑。
保罗·诺盖拉·巴蒂斯塔还指出，巴西再工业化缺乏坚实进展，这一现象归因于利率上升和该国推行的贸易自由化。在贸易领域，他将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l）与欧盟签订的协议评价为对国内工业和农业出口部门均不利，削弱了本地竞争力。
在国际层面，巴西未能利用2025年金砖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主席国身份，在货币和金融领域推动重大进展，保罗·诺盖拉·巴蒂斯塔指出这一点。尽管如此，他承认该国凭借其领土广阔、人口众多和经济规模，具备较高的地缘政治潜力。
全球形势也因中东危机而充满挑战，该危机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封锁，影响国际石油和天然气流通。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石油净出口国的巴西可能受益于国际市场价格上涨，这对其贸易收支和外汇收入产生积极影响。
此外，卢拉政府正在推行税收改革，重点提高高收入群体的税收收入。然而，经济学家提醒存在相互矛盾的经济政策，同时采取激励措施与前任政府遗留的限制措施，这妨碍了更强劲的增长回升。
保罗·诺盖拉·巴蒂斯塔认为，设定的财政目标过于雄心勃勃，给经济造成了收缩压力。在此背景下，他强调官方关于再工业化的言辞与抵制这一议程的经济部门行为之间的矛盾，这阻碍了协调生产政策的实施。
最后，这位经济学家主张对现行财政框架进行审查，推动更激进的公共投资政策，并改变经济政策的决策核心，以备卢拉可能的第四个任期。他还指出，虽然北京追求自身利益，但并没有直接推动巴西的生产重组，这强化了内部更明确战略的必要性。
经济进程的最终走向仍取决于巴西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调整，有待当局在未来几个月内审议，以决定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